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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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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飞机终于开始滑动。杨红的座位是18A,靠窗,机票是托她以前教过的一个学生买的。杨红选这个座位,不光是因为它靠窗,主要是图个吉利,因为杨红的妈妈自从听说女儿要出国,就一直担心得不得了,老觉得女儿是要到那个人手一枪、黑帮泛滥的国家“头朝下在餐馆洗盘子”去了。签证还没下来,妈妈就跑到庙里为她求签占卦,结果求得一个“不宜出行”的中下卦,更加反对杨红出国。杨红虽然也有点信签语,但这次出国机会来之不易,特别是被检查一通,反而坚定了出国的决心,滋生出一股逆反情绪,心想,你美国搞得那么神神鬼鬼的,不让人进去,我偏要进去看看。

    杨红把头靠在窗上,看飞机慢慢滑向跑道,心想,不知儿子和丈夫这会儿在干什么?她知道儿子对她出国,其实并不伤心,每次问他“妈妈走了你想不想”时,他总是说“想”;问他哪里想,也煞有介事地指指胸口说“这里想”。杨红知道这是保姆教他的。当杨红换一个方式,问他“妈妈去美国好不好”时,儿子总是很开心地说:“好!好!妈妈去了美国,我就不用上幼儿园了!”把杨红听得透心凉。

    周怡从三岁开始上幼儿园,一年多来,差不多都是三天打鱼、十天晒网,或许晒网的时间比十天还多一些。有时是因为生病,周怡经常感冒,动不动就搞到要上医院输液的程度,从上医院到恢复总得一个星期左右,这段时间就理所当然地不送他上幼儿园。就算没病时,说服他上个幼儿园也像中东和谈一样,费尽口舌最后还是要动武,每次都是杨红把大哭不止的周怡硬抱上车,嘴里还要加些“再哭就不给你买麦当劳”之类的威胁才能把他弄到幼儿园去。杨红就不明白,赞助费交了大几千,平时也没少给儿子的老师送礼,怎么到头来幼儿园还是办得如此恐怖。光看儿子脸上的表情,你还以为不是叫他上幼儿园,而是拖他上杀场。

    儿子对自己不留恋,杨红心里也不怪儿子,他还小,还不懂母亲当年怀他生他受了多少苦,也不理解父母送他上幼儿园的一番苦心,他只能看见眼前的一点利弊,上幼儿园要受老师管束,在家就可以海阔天空,自由自在。但杨红心里还是有一点伤心,听说可能有半年见不到妈妈,儿子反倒欢欣鼓舞,拍手叫好,做妈的做到这个份上,说不伤心是假的。

    丈夫周宁倒是说了好几次“舍不得你走”,但杨红觉得他舍不得的是两人的夫妻生活。她知道周宁有个毛病,如果他起了那个心,却又办不成那个事的话,他就会疼痛难忍,用周宁的话说就是名副其实的“受活罪”。

    周宁说他这个病是跟她谈恋爱时落下的。那时候,两个人见面免不了要搂搂抱抱,一搂一抱,周宁就免不了蠢蠢欲动,久而久之,那地方就开始疼痛。

    好在两个人一毕业就结了婚,结束了那黎明前最黑暗的日子。

    

    2

    杨红的蜜月正是在暑假里。那时她刚留校,还没开始上课。周宁分在E市的一所中专里,也有暑假,所以也留在H市。两人天天待在一间十平方米的房子里,你对着我,我对着你,周宁就难免有想法。但每次才起个头,杨红已是苦不堪言,周宁只好作罢。周宁这样多次希望,多次失望,也疼痛起来,弄得坐立不安。

    杨红见周宁疼痛难忍,就建议周宁去看医生。周宁说,不用看,我这应该不是病,倒劝杨红去看看医生。

    结果,两人都不愿去看医生,也都不勉强对方去看医生,心想如果对方真是有病,传出去自己也不光彩。于是两人就决定还是靠自己,去找些书来看。杨红去图书馆查,周宁就去书店找。最后,还是周宁买的一本《家庭生活大全》讲得比较详细一点,里面有一章是有关夫妻生活的。两个人把那一章通读了一遍,觉得找到了原因,书上说那叫“阴冷”,就是女人对房事一点兴趣也没有,就会觉得疼痛。

    周宁就拿着书,挑几条妻子方面的原因问杨红:“是不是因为你觉得性是件丑事脏事,同房时有犯罪感呢?”

    杨红想了想,说:“我觉得我没有。如果是婚前做,我可能会觉得羞耻,但现在婚都结了,我也想把事做好,怎么会有犯罪感呢?”

    周宁想想也是,就再读一条:“是不是小时候受过性侵犯,有过什么痛苦的性经历呢?”

    杨红急忙摆手说:“别乱往我身上套了,你知道的,新婚之夜是我第一次。在那以前,连手都没有被男人碰过。”

    周宁再看看丈夫方面的原因,担心地说:“难道是我的问题?是因为我第一夜太鲁莽,使你产生了惧怕的感觉?”

    “也不是。”杨红想,你那时就是再鲁莽,我也不会介意的。

    周宁说:“那就只能是这最后一条了,说女人性兴奋来得比较慢,如果做丈夫的事前爱抚不够,而妻子又太害羞,不够投入,就会疼痛。”

    杨红想,这个理由还令人满意,基本上是各打五十大板,丈夫和妻子的责任是一半一半,就说:“应该是吧。”

    找到了答案,两人都很高兴,当场就决定理论联系实际,亲自试一试。到这时才发现书上开的处方也很含糊,只讲做什么,却不讲怎么做。周宁就试探着在杨红身上四处乱摸,一边急切地问:“有没有感觉?有感觉没有?”

    杨红看他这样急切,好像一个懒惰的学生,做作业不愿自己独立思考,只一迭声地问老师答案一样,除了觉得很滑稽,没什么感觉。试着试着,两个人就忍不住笑起来,杨红说:“我们两个真是书呆子。”

    周宁说:“我们算什么书呆子?听说有两个学物理的,新婚之夜就并排躺在那里,中间隔着二十厘米,手握着手,等着阴离子阳离子从他们手上传给对方去交合呢!”

    

    3

    男女之间,即便是做了夫妻,很多时候,也还是如歌中唱的那样:“其实你不懂我的心。”或许正因为做了夫妻,离得太近,失去了旁观的距离和心态,才变得不懂彼此的心了。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是也。

    当杨红在那里愁得一塌糊涂的时候,周宁一点儿也没觉察。

    其实周宁那时也有他自己的愁,因为他曾对杨红许过一个大诺,说:“蜜月,蜜月,就是要蜜一整个月嘛。我要连续做一个月,天天做,不间断。”周宁有了这个诺言的约束,就一门心思放在如何部署兵马粮草,以求绝不食言上。做一次,就舒口气:离成功又近了一步。

    但是任何事情一旦变成任务,即使不使人兴味索然,也难免让兴趣一落千丈。久而久之,周宁就发现有时对这个任务有了一点偷工减料的想法,就像他对待所有的作业和实验一样。有时又因为在外面下棋打牌搞得太晚,回来后倒头就睡,难免误个一天。

    不过周宁绝不认为是自己能力不如人,他的理论是,如果我都做不到三十天,那别人也做不到,只能是在那里瞎吹。周宁这样想,就少了许多烦恼。用心理医生的话来说,就是他的心理比较健康,而杨红那种就不太健康,因为她一旦发现自己与众不同,她首先想到的是自己不对头,无法开解,活得太沉重。

    周宁只担心杨红会记得他说的话,天天来检查他有没有食言。像杨红这样办事认真的人,肯定会发现他漏了一两天,如果问他一句“昨天你怎么没做”,那他真的要无地自容了。他见杨红也不来检查他有没有实现诺言,觉得杨红也很体贴。

    如果杨红知道周宁的想法,或者周宁知道杨红的想法,一定会觉得这是典型的同床异梦。

    既然夫妻俩都有自己的心思,而对方又都不在意,两人就都把工作的重心转移到别的地方去。家里除了用过的课本,没别的书,杨红就对《家庭生活大全》上的其他部分感起兴趣来。《家庭生活大全》号称“大”而“全”,也当得起这个书名,有关家庭的方方面面,都有涉及。杨红想,老年保健现在还用不上,生儿育女也还早,种花养草又没有地方,还是从毛衣编织和饮食起居做起,先学做饭和织毛衣。

    正好周宁那件毛衣,历史实在太悠久了。听周宁说还是若干年前,他妈妈卖了一头猪,在一个某地买了毛线,请一个谁们织的。那个谁们也太黑心,克扣了大半毛线,只给他织了件当时就只算贴身的毛衣。每次听老妈痛骂那个黑心的谁们,周宁就息事宁人地说:“算了算了,以后不用卖猪买毛线了,直接把那张猪皮给我穿就行了,还可以省下猪肉自己吃。”

    杨红就兴致勃勃地去买了一些毛线,又将周宁的破毛衣拆了,洗了,加了新线,照着书上的指示,一针一线地编织起来。织了一截,效果还不错,就想,原来这些事也并不难,以前看寝室里一位大姐织个围巾,还把别人佩服得一塌糊涂,其实自己也会做的,不比读书难。杨红就一路织下去,第一次就成功了,因为是严格按照书上说的比例去起针的,一米七五的周宁一穿,恰恰合身。织出了信心,也织出了兴趣,杨红就又买了毛钱,给周宁和自己织毛裤。织到后来,隔壁的王大姐都要来向杨红请教了。

    

    4

    虽然H大青年教工食堂暑假里也还开着门,但如同任何一个大学食堂一样,办堂宗旨都是为学生说俏皮话提供素材的,色香味不在他们的议事日程之上。杨红和周宁在H大食堂吃了四年,早已吃得不耐烦了,杨红就照着《家庭生活大全》做起菜来。她虽然也像所有的书呆子一样,对书中所说的“盐少许”之类的含糊不清很不满意,但她是做实验出身的,知道实践可以出真知,只要循序渐进地加大投放量,慢慢会摸出道道儿来。所以杨红就常常是先放一点盐,炒两勺子,就尝一尝。不够咸,再放一点盐,再炒再尝。如果不慎放了太多盐,她也悟出该如何补救,无非是加些糖,加些醋,把焦盐搞成糖醋就是了。

    后来,连周宁也摸出了她的规律,见她放糖就问:“盐又放多了?”

    杨红只笑而不答。吃饭的时候,杨红常常是笑眯眯地坐在那里,看周宁津津有味地吃。周宁起初还问她:“你怎么不吃?”后来知道她做饭时一路尝味,已基本上尝饱了,也不再询问,只管风卷残云般把饭菜打扫干净,知道这是对杨红最大的奖赏和鼓励。周宁是个好客的人,又爱喝酒,但杨红不会喝。酒桌上没有人陪着喝,就像谈恋爱没有对象一样,虽然可以暗恋,可以自恋,但都不过瘾。所以周宁很快就开始物色酒友。

    那时他们住的是一幢有内走廊的青年教师宿舍,走廊两边是一些十平方米的房间,走廊有两米多宽,算是厨房,两边沿墙根儿都摆着煤气灶。一到做饭的时候,家家都在门前炒菜,一时锅盆齐鸣,蔚为壮观。

    杨红从小就听父母说“吃得亏,拢得堆”,意思是说一个人如果不怕吃亏,就能交到朋友,所以杨红一向是不怕吃亏的。以前住学生寝室,都是别人不要的床位她要,别人不扫的地她扫,别人不倒的垃圾她倒,所以跟人处得很好,自己也未见有多大损失。现在住在青年教师宿舍里,做了菜,少不了请左右邻居品尝。同楼还住着几个未婚教师,也懒得自己开火,杨红就经常叫他们过来吃饭,一来陪周宁喝酒,二来也让他们打打牙祭。慢慢的,杨红做的菜在那栋楼就很有名气了。有时哪家请客,竟会提几斤排骨来,撂在杨红家,说一句:“做红烧排骨,今天下午请客要的。”杨红就洗净了,烧好了,放在那里,贴个条子,免得待会儿有人来拿时搞错了哪盘是哪家的。

    杨红对周宁,起初也是执行着“吃得亏,拢得堆”的政策。不仅做饭,连洗碗也包了。周宁有个坏习惯,每次吃完饭,就要上厕所,小时候总是被他妈骂是“直肠子”,所以杨红想都没多想,吃完饭就把用过的锅盆碗盏什么的拿到走廊尽头的公用水房洗了。等周宁从厕所归来,杨红早已把一切收拾停当了。

    杨红没想到政策都有个执行范围,超出了范围就会适得其反,就像汉族地区的计划生育政策如果照搬到少数民族地区就会引起强烈抵抗一样。

    很快就有人打趣周宁:“嗨,你夫人出得厅堂,进得厨房,怎么会看上你的呀?”

    周宁听了很得意,“肯定是我有什么闪光之处,她看得见,你们看不见。”

    还有人见杨红在那里忙活,而周宁在外与人下棋打牌,就笑杨红,“嗨,田螺姑娘啊,你家那个耕田的什么时候回来吃饭?”

    对面的毛姐就说得直一些,“杨红啊,怎么总是你在做饭洗碗呢?我跟老丁都是一个做饭,一个洗碗。做饭的不洗碗,洗碗的不做饭,公平合理,天公地道。”

    杨红突然被人问到这个问题,答不上来,就说:“周宁他不会做饭。”

    毛姐就一针见血地说:“说不会是假的,他要想学,还会学不会?你不也是刚学的吗?”

    毛姐的丈夫老丁就在旁边添油加醋,“就是,就是,做得好不好是水平问题,做不做是态度问题。”

    毛姐纠正说:“水平是可以提高的嘛,如果他真的爱你,心疼你,他什么样的事都学得会。”

    杨红听了这些话,就愣在那里,突然想起好像别人的丈夫都做饭的,最少也洗碗洗衣服什么的,只有她,总是她一个人在那里忙活。她觉得毛姐的话有振聋发聩的作用:这不单单是一个做饭洗碗的问题,这个问题要从一个更高的层面来看,这能看出周宁疼不疼她,爱不爱她。谈恋爱的时候,都是周宁为她去食堂打饭、打水,用自行车驮着她去外面玩。现在刚结婚,他怎么就变得什么也不干了呢?难道爱情这么快就消逝了?

    

    5

    杨红跟周宁商量:“每天都是我做饭,别人都在议论,今天下午你做饭吧。”周宁也知道有人在那里议论,但没想到杨红这么快就觉悟了,心里不快,忽然很理解为什么资本家恨那些搞工运的人:工人在那里心甘情愿地受剥削,就是你们这些人,七挑八挑,搞得工人提条件,闹罢工。但周宁怕杨红生气,就一口应承下来。

    杨红也舒了口气,心想他还是很心疼我的,也就是说还是很爱我的,可能前一段时间我抢着做饭,把他表达爱心的机会剥夺了。

    结果到了晚上快六点了,周宁还在看电视,好像已把做饭的事忘得一干二净。经杨红提醒,周宁才猛一拍脑门儿,说:“呀,差点忘了!”转身就冲到走廊上去做饭。

    不过,很快又冲回来,问杨红怎样开煤气灶。过了一会儿,又问锅在哪里,面在哪里,盐在哪里,等等等等。杨红按捺着,一一告诉他,周宁好不容易把锅坐上,把面放进去,过一会又因为看电视看忘记了,听到对面毛姐在叫:“杨红,锅里沸出来了!”杨红听到有人叫自己的名字,条件反射地跳起来,跑出去把残局收拾了。

    后来又叫周宁做过几次饭,次次都有新问题,搞得比杨红自己做饭还麻烦,说他吧,他只说从小到大,从来没做过饭。如果杨红不想做饭,两个人就还是回去吃食堂。

    杨红只好改让周宁洗碗。虽然洗碗的技术含量低一些,但周宁一样可以把它做得别开生面。一般是把吃过的碗放在那里,久久不去洗,弄得苍蝇蚊子都寻来了。去洗呢,也本着“执行政策不走样”的精神,你叫洗碗就洗碗,其他问题都不管,就只拎着两只碗优哉游哉地走去水房,用过的锅盆什么的一概不问。

    周宁如果能把两只碗原封不动地拿回就算不错了,多数时候是遇到了棋友、牌友、酒友、邻居,就算没遇到他也可以现场交一个,就从水房一路侃到走廊,又从走廊侃到别的楼层,再就不知侃到何处去了。大多数时间都是到了下一顿做饭时,杨红才发现锅盆上粘着的饭菜都干枯在那里了,而两只碗则不知去向。她只好把锅盆拿到水房去,自己洗净,顺便把周宁忘在那里的碗也带回来。

    这样的事情发生了很多次,每次杨红都是等到周宁回到家,关了门,小声说他几句,生怕外人听见,说他们蜜月里就在吵架。周宁也总是抱歉,说:“唉呀,怎么就把碗忘在水房了呢?都是老王,扯着我讲啊讲,也不知道他哪来那么多话。”

    有一次,周宁照例拎着两只碗去水房,杨红对他说:“你洗碗就真的只洗碗啊?你把锅盆什么的也带去洗一下不行吗?”

    周宁见走廊上有人,就把胆一壮,说:“我们家乡从来没有男人洗碗的,男做女工,凶也不凶,男人做女人的活是没出息的。男人做饭洗碗,那他们娶老婆干什么?”

    杨红听了,气得说不出话来,又不敢在走廊上同他吵,只好瞪着周宁,脸色发白。周宁一看势头不对,赶紧跑去水房,不听杨红的下文了。

    杨红在家里生了一个下午的气,哭得晕头转向,心想,什么年月了,还把女人当奴隶,娶我就是为了有个做饭洗碗的人?还以为娶我是因为爱我呢,搞半天他压根就没有爱过我。

    到了晚上,周宁不知从哪个朋友那里回来,见锅里没有给他留饭,也不敢多问,径直爬上床来,扳过杨红的脸,见她满面泪痕,两眼红肿,就问:“好好的,哭什么呢?”杨红见他一脸清白,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哭得更厉害了。

    周宁只说她是为洗碗的事生气,不知道问题已经上升到“爱不爱”的高度,又听人说“女人是要哄的”,就琢磨着怎样把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但他又不愿认错,怕开了头以后没有完,就神龙见头不见尾地说:“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弱点嘛,有些是与生俱来的,有些是长期形成的,改掉都是很困难的。”

    周宁原意只想避免说“我有弱点”,所以牵出“每个人”这只替罪羊。但在杨红听来,却是别有所指,是在点她的心病,说她有与生俱来的弱点,一时竟有点哑口无言。周宁见她不做声,以为自己胡诌的几句话起到了格言般的作用,遂决定以后就以周氏格言做求和的工具,一句就够杨红想的了,自己也不失面子。

    

    6

    两个人的第一次别扭就这么含含糊糊地过去了,周宁没道歉,杨红也不追问。但做饭洗碗的事仍然令杨红头疼,倒不是她一个人又做饭又洗碗有多么累,她也愿意相信周宁的懒只是从小形成的习惯,与爱不爱她无关。但别人见周宁不做饭不洗碗就会以为他不够爱老婆。别人都说你丈夫不爱你,你再自信,也难免怀疑你丈夫是不是真的爱你。人说“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又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难道这些格言都是人瞎编出来的?

    杨红也知道还有一句格言,叫做:“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议论吧!”但她不要说做到这一点,她连读都读不好这句话。

    上高中时,杨红的语文老师自恃普通话讲得好,能分清“z,c,s”和“zh,ch,sh”,对朗读特别重视。杨红有一次被叫起来朗读课文,其中就有这句格言。杨红看到有“自己”和“别人”这对反义词,就想当然地把重音放在这两个词上。但老师说她读得不对,像她那样读,让人感觉你还可以“走别人的路,让自己去议论”。老师说,这句话的重音应该是在“路”和“议论”上,才能显出你一心走路,不怕闲话的决心。杨红读了好多遍,都没读出老师要的效果。最后还一连三遍地读成:“走别人的路,让自己去议论吧!”

    按弗洛伊德的说法,口误、笔误都是下意识的逼真反映。你误读成“走别人的路”,实际上是因为你潜意识里就想走别人的路。其实何止是潜意识,杨红的明意识里也是宁愿“走别人的路,让自己去议论”的。别人留长发,她就留长发;别人有刘海了,她也剪一把放在那里;别人不穿裙子的时候,她绝不率先穿裙子。总之,是宁停三分,不抢一秒,傻子过年看隔壁。虽然有时也觉得别人的做法不对,但也只在心里嘀咕几句,算是“议论”过了。

    结婚买家具时,杨红本来不喜欢粉红、粉蓝的,但不知为什么,那段时间H市流行这两种颜色,杨红为别人着想,只好买了一套粉红的。后来同楼的人个个说好看,杨红也暗自庆幸,还是“走别人的路”好。她买的电视也是照当时的潮流,要买大的,虽然她的房间只有十平方米,但她还是买了一个29英寸的,在当时已经是大而无当了。看电视时因为离得太近,老觉得人物像打了格子一样。

    对面毛姐家也是一个大电视,她丈夫老丁就对周宁说,不如你坐在我门前看你家的电视,我坐在你门前看我家的电视,隔着走廊和一间房,距离正好。杨红想,老丁也跟我一样,也只敢“让自己去议论”,买电视时,还是要“走别人的路”,买大的。

    杨红从小就很敬畏这个“别人”。长大了,才知道这个“别人”其实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无形无状、无处不在、无孔不入、防不胜防的群体。考得不好?别人要笑话的。穿得太怪?别人会怎么说?杨红的一个表姐还告诉她,找不到男朋友,别人会说你“高不成,低不就”。别人这样说你,你的两个肩就会变得一边高、一边低,因为女人爱面子呀,“低不就”还扛得住,但扛着“高不成”的那边吃力太多,就会压得歪下去。表姐是北大毕业的,在北京工作,只有春节才回来,三十多了还没结婚,回来没人玩,就跟比她小很多的杨红玩。表姐总是说:“高不成?好像我癞蛤蟆吃天鹅肉没吃到一样,其实是我那片天空根本就没有天鹅!”

    杨红知道自己是个“为别人活着”的人,过得再幸福,如果别人都认为她不幸福,她就会觉得自己其实是不幸福的。更何况是“爱不爱”这种很难找到客观衡量标准的东西呢?什么叫爱?什么叫不爱?别人都说你丈夫不爱你,你还在那里以为他爱你,不是有点自欺欺人吗?就算你丈夫口口声声说爱你,他都可能并不爱你,更何况像周宁这样说都不说爱你的人呢?

    所以杨红虽然宁愿自己做饭洗碗而不想为这些琐事与周宁发生争执,但因为住的是集体宿舍,不能不为群众着想,于是仍然天天逼着周宁洗碗。好在周宁有更远大的计划在心中酝酿,也不计较,每次都丢三落四地把碗洗了。杨红只要在别人眼里过得去就行,自己去收拾残局也无怨言。每当周宁洗碗时,杨红恨不得在走廊上吆喝一声:“嗨,都来看哪,我丈夫在洗碗哪,别又说我丈夫不疼我。”

    

    7

    杨红虽然在许多事情上都是宁可“走别人的路”,但在一件事情上却有很坚定的要走自己的路的决心,那就是“爱情”。其实如果把“别人”这个词的定义放宽一些,她还是在走别人的路,只不过这个“别人”不是生活中的张三李四,而是理想爱情中的王五赵六。

    杨红不知道她的爱情观是从哪里来的,她没看过多少琼瑶式的小说,也没看过多少西方的浪漫电影或者中国古典式的爱情故事,也许都看过一些,但并没有在脑海中树立起一个鲜明的印象,不像现代的追星族,明确知道自己究竟是爱木村拓哉还是爱金城武。有人说每个少女都或多或少追过星,如果真是这样,杨红追的,肯定是星光,而不是具体的星,是那些星们在电影电视中塑造出来的人物,而不是星们在现实生活中也会吃喝拉撒的肉身。

    所以杨红不知道爱情究竟应该是什么样的,但她往往直觉地知道爱情不应该是什么样的。有人为她介绍对象时,她马上就能想到:爱情不应该是这样的。有人追求她的时候,她一看那个人,就能立即作出结论,我爱的人不是这样的。但是如果有人问她:那你究竟要什么样的人呢?她就糊涂了,答不上来,不知道自己究竟要什么样的人。

    有些幸运的人常常知道自己要什么样的人,也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要这样的人,知道自己的性格是怎么形成的,或者一个重大决定是怎么作出来的,她们经常会说“就是他那一句话使我爱上了他”,或者更厉害的:“那件事是我生活中的一个转折点,从那时起……”杨红从来没有这么幸运过,有时还强词夺理地想,说那些话的人,也不过是像那个笑话里面吃包子的傻子一样,花所有的钱买了一盘包子都没吃饱,后来问同桌的人讨了一个,才吃一半就吃饱了,遂后悔莫及:早知道半个包子就能吃饱,就不该买那一盘包子了,还可以把钱省下来。

    杨红就不知道自己那一盘包子是从哪里买来的,而那半个包子也一直没吃到,所以就只在脑筋里面有些模模糊糊的爱情观,无法用言语来做个界定。她记得很小的时候,跟几个小女孩在一起玩,不知怎么说到长大了要跟谁结婚上头去了。

    有一个小女孩大概怕被人抢了头牌,就率先说要跟毛主席结婚,其他的见毛主席已被人捷足先登了,就抢着说要跟雷锋、黄继光、董存瑞们结婚。杨红虽然年幼,但也觉得她们天真得可爱,幼稚得无知。毛主席都已经逝世了,就是死了,懂不懂?跟死了的人是不能结婚的。

    杨红对毛主席逝世记得很清楚,因为刚发生不久。那天是星期四,下午不上课,老师政治学习,杨红在学校的操场上玩,等妈妈下班。突然就听见学校广播里放起哀乐来,杨红知道肯定有什么重要人物逝世了,因为前一段时间周总理逝世,也是放这种音乐的。杨红就见学校的老师都从办公室跑出来,一边念念叨叨地说:毛主席去世了!一边就号啕大哭。杨红还不太清楚毛主席逝世的严重后果,有点哭不出来,但也捂住脸,怕别人看见她没哭会责备她,心里纳闷,妈妈不是说有一个高人测算过,说毛主席可以活一百四十五岁吗?怎么提前就逝世了呢?

    杨红就毫不留情地指出那个小女孩的错误,说你不能跟毛主席结婚的,毛主席已经死了。那个女孩认识到这一点,就很尴尬,脸也红了,很羡慕那几个抢到英雄人物的同伴。杨红倒不觉得那几个要跟英雄人物结婚的人有什么不对,充其量也就是眼界太高了。她不知道那几个英雄人物如今也跟毛主席一样去了另一个世界。她只知道雷锋是殉职的,董存瑞是牺牲了的,黄继光是舍己为人的,都是英雄人物,永远都像照片上、画面上那么年轻,可能都住在什么大地方,也许就是北京,世界上还有比北京更大的地方么?

    可能杨红的血液里天生就没有“追星”的因子,她从没想到过跟英雄人物结婚。她只觉得那些英雄人物住在北京,都大老远的,认都不认识自己,自己怎么会同他们结婚呢?如果他们就住在镇上,又走过来说喜欢自己,自己可能还会考虑考虑。

    杨红想来想去,不知道自己要跟谁结婚,就突然想起以前看妈妈学校老师联欢时,有一个马老师,是个“摘帽右派”,曾经在台上拉过二胡,那音乐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知为什么就把她听哭了。当时还就因为她哭了,就有老师起来说今天是个喜庆日子,拉这个做什么呢?那个马老师就尴尬地下去了,搞得杨红很不好意思,觉得是自己害了他。后来问妈妈,才知道马老师拉的是《江河水》,好像是说一个女的受了什么委屈,在一条江边哭泣的故事。杨红就想,难怪那么伤心。

    杨红就对女伴们说:“我长大了要跟一个会拉琴的人结婚。”她觉得这个理想还比较现实,当然不是马老师,他那么大年纪了,肯定等不到我长大就死了。她也不明白为什么妈妈老说马老师是“摘帽右派”,杨红看见他的时候,他都戴着一顶黄军帽,从来没摘过。女伴就问她,什么拉琴的?杨红就比划了一下,结果大家都说,还说什么拉琴的,原来是锯木头的。杨红觉得她们没听过那个音乐,不知道它的妙处,也懒得跟她们多说。

    从这个意义上讲,杨红最终还是实现了自己的爱情理想的,不是全面实现,至少也是部分实现,因为周宁也可以拉拉二胡的,只不过拉得没有那个“摘帽右派”好,不会拉《江河水》,只会拉《唱支山歌给党听》,而且只会拉前面慢的部分,拉到后面快的部分就拉不下去了,声音也是直杠杠的,不优美。问他,他只说我这个人学什么都是这样,进门比谁都快,但学到深处,就没耐心了,我拉二胡就是因为学不会揉弦,就放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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